在昨天举行的《台湾文献汇刊续编》的出版座谈会上，该丛书的学术顾问、全国台联会长汪毅夫，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现场实时查阅的史料，并就此发表即席讲话，向全场介绍了一项他的台湾史独家发现，带领着在座数十位知名历史学者与台湾研究专家开启了一次“说走就走”的学术之旅。
为了让与会来宾更直观地了解这套丛书的学术价值，会议主办方、也是丛书的编纂方福建师范大学特意在会场一角特设文献展示区，摆放了一整套100卷的《台湾文献汇刊续编》丛书，会前专家们就纷纷围拢在展示区周围。而在会议进行间隙，记者注意到，出席活动的汪毅夫会长悄悄离席来到了展示区，取走一本书带回座位浏览。没过多久，汪毅夫似乎在书中发现了什么，再一次来到展示区查阅文献。这一次他叫上了本书主编之一的谢必震，请他一同寻找所需的篇目。
成功寻获“目标”后，汪毅夫与谢必震翻阅着手中的文献，在会议室一角轻声交流讨论，随后再一次回到座位仔细翻阅内文。当最后一位学者发言结束后，汪毅夫要求进行即席发言。他首先表示，前面几位学者都提到了史料的重要性。他介绍，傅斯年认为“史料就是史学”，这种观点是否正确还可以讨论，但按照现在的学科评价体系，傅斯年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但他强调这依然不能否认史料的重要性。
讲到这里，汪毅夫开始向在座学者汇报了他刚刚十多分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他说，这部丛书收录了一个叫做《台湾文艺丛志》的刊物，该刊在台湾出版，但在全国范围内征稿，而这本书收录的《台湾文艺丛志》第八期中就有一篇林惠祥的文章《韩信论》，而这篇文章并没有被收录在《林惠祥全集》中。
汪毅夫介绍，林惠祥教授是历史学或人类学界的开山祖师，他是1926年厦门大学“第一号”毕业证书的获得者，当时他是厦门大学历史社会学系毕业的，“由于整个历史社会学系只有他一个毕业生，所以他站在那里照张相就是（毕业生）全体合影”，他幽默的语言引发会场一阵轻松的笑声。
汪毅夫继续介绍说，林惠祥也是一位台胞，1919年前后，他曾在福州一所为台湾子弟开设的东瀛学校中为另一位任教人员工作。汪毅夫判断，他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了《台湾文艺丛志》的征文启事，于是就写了这一篇名为《韩信论》的文章，并在该刊的第八期征文中获得第一名。“这种书只有细心去读，里面就有很重要的材料”，汪毅夫表示，《林惠祥全集》里面并没有收录这篇《韩信论》。
“重史料是我们福建学术界很重要的学术风气，所以我们才会有这么好的著作出版”。汪毅夫以在座的谢必震教授、厦大陈支平等教授为例，对福建史学界历来重视史料的传统表示高度肯定。他还回忆起，当年在福建省担任副省长、主持社科评奖工作时，提议为《台湾文献汇刊》设“特别奖”的经历。
汪毅夫回忆，当时《台湾文献汇刊》在评奖的时候，就有不同意见认为“史料怎么评奖？这让专家怎么审？”他认为，如果要按照传统的学科评价体系，这本书恐很难符合胜出的标准，故当时他就采取了一个很特殊的做法，即在特等奖、一等奖之外设立“特别奖”，该提议获得了所有评委的一致赞同。“所以大家一定要改变观念，真的要回到做真学问、做实学问上面来，相信这本书也一定要得奖！”汪毅夫说。
座谈会结束后，汪毅夫第一时间向中评社记者展示了从书中所收录林惠祥文章的影印本，向中评读者独家分享了他的这一研究发现。
（转自：中评社记者 束沐，原文链接：
http://hk.crntt.com/doc/1046/2/3/6/104623640.html?coluid=93&kindid=17211&docid=104623640&mdate=0326205215）